信贷员这个称谓,好像是08年前后消失的,改叫客户经理了,与时俱进,体现“以客户为中心”服务理念的意思。97年开始接触信贷,到2006年,我兼职或专职做了将近十年信贷员,当年的一些人、一些事,已深深烙进了记忆深处。 那时候各地还是两级法人,县联社对各乡镇信用社的管理比较松散,没有“营销”“业绩”“考核”这些概念,工作按部就班,如同老驴子拉磨,不紧不慢。 我们社9个人,门柜人员统称内勤,4个;信贷员统称外勤,4个。主任不内不外,是里里外外的“一把手”。女员工进村入户怕遭狗咬,在外“方便”也不方便,所以信贷员一般都是男的。 外勤里面,老主任60多了,本地人,参加过土改、“四清”“社教”运动,人熟地熟,好像全乡的人他都认得。老爷子退休后闲不住,于是返聘回来“挣双份儿”,坐门市上放贷收贷、统计汇总,是外勤里面的“内勤”。看见人来了,不用问,直接去拿某村某组的贷款账簿,边翻边说你还欠多少、啥时候给过利息,基本上八九不离十,让人不服不行。闲暇时,老主任跟我们吹牛,讲信用社的历史,讲周围十里八乡的奇闻趣事。有时候也讲些荤笑话,逗大家一乐。 两个“师兄”,都30多点岁,年富力强,我刚接手信贷的时候,主任让我跟着多跑跑,讨点经验。于是,我顺理成章成了他俩的跟屁虫,今天跟这个下乡,隔天又跟那个下乡。他们也乐得带一个可以使唤一下的跟班儿,路上可以吹牛解闷,工作上可以搭把手,钓鱼时能多个伴儿,打牌时还能凑个“角子”。 那些年,我是一名信贷员 我负责的片区集中在街前街后,骑自行车跑一圈也只要个把小时,何况后来还买了很拉风的电瓶车;跨乡镇的区域叫“异地”,客户少,分给我管,骑车都嫌远,所以一般半年甚至年底才动用公家的小车去跑一转。这样一来,空下来的时间就多,基本上有一多半下乡的时间都轮流跟他俩跑,倒不是真的在学什么,就图混在一起闹热。 因为经济不发达的缘故,贷款金额普遍很小,万元以下、千元左右的居多,信贷员就可以审批;万元以上就是大额了,要主任审批。十万以上的很少见,要报县联社审批。 那些年,我是一名信贷员 早些年,写贷款申请用公文笺、信笺纸、学生作业本撕下来一页半页,也有临时找信贷员要一联多余的内部凭证,趴在柜台上在凭证背面当场写的。申请内容极为简略,就写“某村某组某某某因某某申请贷款某某元,定于某年某月底还清”,然后落款时间。有的抬头会写“尊敬的信用社领导”,有的结尾会加“此致敬礼”,表示尊敬的意思。有的村委会或者生产队会签批“情况属实,请给与贷款支持”的意见,并加盖鲜红的公章。也有个别不会写字、也没人愿意帮忙代写的,干脆就没有书面的申请,跟信贷员软磨硬泡,最后直接口述,在借据和合同上盖指印。细心的信贷员还会在指印旁加上“右大”或“左大”等表明指印来源的备注信息。后来有了统一印制的申请书,五花八门的贷款申请才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。 除了修房造屋申请大几千、养殖大户上万元贷款需要上门去看看是否“确有其事”外,一般都是即时申请即时办理。正是因为这种便捷,农村里除了“天大的事”四处找亲戚朋友告借以外,临时性生产生活资金需求都会找信用社解决,私人之间借贷极为少见,“高利贷”更是难觅踪影。 这种便捷有两个基础条件很重要:一是信贷员长期“踩田埂”,对各家各户的情况比较熟悉;二是农村人精打细算,量入为出,以“拉烂账”为耻辱,自觉传承着“砸锅卖铁”“人死账不空”“父债子还”等朴素的民间契约精神。 那些年,我是一名信贷员 那时候下乡除了收贷收息、理抹“烂账”,最常干的就是钓鱼、喝酒、搓麻将。这也是我们乐于下乡的主要原因。乡下的交通没有今日这么方便,即便开公家的小车去,也只能停在路边空地或顺道农户的院坝里面,然后就“甩火腿”。多数时候公家小车有事去不了,只能出门就“甩火腿”,一天下来得步行好几十里。我们出门有个必备的东西叫“贷款备查簿”,分村分组抄录下来将要到期或已经逾期的借款户名单,出门前先确定要找哪几个,大致规划一个线路。由于丘陵地区住家分散,或三五几户一个院落,或单家独户,隔条山沟“看得见,喊得应,走半天”是真实写照,因而“甩火腿”一上午都找不了几户也是常有的事。 午饭一般在男主人性格豪爽、女主人热情大方的借款户家里吃,不会背后嚼舌根。这种家庭经济条件比较好,人缘也不错,有的还是村委会搞接待的定点户。进村时先过去打个招呼:“得空不?把我们饭煮到嘛!”“要得,要得。”然后中午只管过去就行了。有时候赶上村委会接待上面检查组什么的,就专门杀鸡宰鸭还派人去镇上买肉买菜,村干部、生产队长,还有邀请来的本村“贤达”参加,坐上满满两三桌。酒一般是装在塑料桶里面的散酒,偶尔有不同牌子和度数的瓶装酒,其实口感还不如桶装的。大家都要相互敬,个个喝得面红耳赤舌头打结,有的还“现场直播”,不得不投降告饶。酒一下肚,彼此的感情就更近了,不再称“某书记”“某主任”(除了村主任,我们信贷员也被称作“主任”),称兄道弟,勾肩搭背,不停地相互递烟,头碰头说一些掏心掏肺但事后一般不作数的废话。 虽然在乡下吃饭是个大事,但主人家再怎么热情,也不能次次都去,所以每个村都“开发”了七八户十来户轮着叨扰。那会儿乡下没通电话,要么逢场天遇见了先预约好,要么就临时上门问“得空不”,偶尔不凑巧,就得饿肚子。 那些年,我是一名信贷员 一次跟师兄下乡,原计划去叨扰的几家都关门闭户不见人影,过了饭点都还饿着肚子。一点过了,走到一户贷款逾期的农户,姓刘,也没人。看来了生人,院子里就狗咬鸡叫的,令人十分沮丧。刚走出院门,两口子扛着农具回来了,赶忙开门请我们进屋: “你们等好久了啊?” “刚来呢。” “还没吃饭吧?” “没吃。在你这煮点得行不,下碗面就行?” “行!行!行!” 老刘一边交代老婆烧锅下面,一边把吊在屋粱上鼓鼓囊囊的口袋放下来,拿篾撮箕装了半撮箕花生,又提来一个塑料壶: “先喝两口!” 农家留种的红衣子花生,粒粒饱满,入口生香,实乃佐酒佳品。老刘频频举杯敬酒,再三解释娃不争气,败家,并不是自己不讲信用拖着不还云云。 我伸手抓了一把花生,陡然觉得手心有些凉,还有什么在动。刚摊开手,一只 “脚蛇子”(四川话,壁虎的俗称)顺着右手臂窜上了肩膀,然后就不知所踪了。刹那间,只觉得血冲脑门,头皮一阵发麻,顿时就没了胃口。 面端上来了,我用筷子来回扒拉几回,生怕里面会煮了一只似的。碗里并没有“脚蛇子”,倒是捂着两个煎蛋,而老刘两口子的碗里却只有面条和菜叶。 那些年,我是一名信贷员 还有件事,也跟吃有关。李大爷,六十多岁,是我管辖的一个异地客户,几百元贷款,逾期大半年都没还,于是约师兄一起开单位的车上门去找。正好老两口都在家,单家独户,一看我们这阵势,显得有些紧张,忙不迭端出板凳支起小方桌让我们在院子里坐。可眨眼间李大爷却不见了,转头一看,他正顺着田埂往附近一个院子跑。 见我们面露疑惑,老太婆连忙说: “你们坐,你们坐,他出去一下,马上回来,马上回来。” 不一会儿,李大爷一路小跑回来了,一手向上提着衣襟,一手在下边托着,从后门进了屋。忙完这些,李大爷过来解释: “主任,你晓得我这个人,从来不拉烂账的,从来不得让你们跑路的!··· ··昨年底,屋头出了点事,办法都想尽了······你放心,这槽猪腊月间就可以卖了,准定给你了清!” 然后就签催收通知书、盖红红的指印。事情办完刚好十一点,我们就预备着打道回府了,按出门时计划,要去当地镇上品尝有名的“重庆烧鸡公”。 这时候,李大爷扭头喊了一声:“老太婆!” 老太婆好像已经候命多时了,立马用一个托盘端出三个碗放在桌上,每个碗里五个红糖煮的荷包蛋。 我和师兄、驾驶员面面相觑:这算早饭还是午饭? 李大爷把筷子塞我们手上:“吃,吃,吃!你们跑这一上午了,肯定饿了!你们单位上的人,吃得早,不禁饿。” 原来,李大爷到隔壁院子跑一转,回来兜在衣襟里面的,是跟邻居借来的鸡蛋。 不吃,肯定是走不脱的,吃呗。 看我们吃完,李大爷两口子像办完了一件大事,一脸满足地招呼我们:“慢走,慢走!” 那些年,我是一名信贷员 日月如梭,转眼间二十多年过去了,我离开那个小镇也十多年了。农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,信用社也改成农商行了,管理规范了,处处要讲制度、讲流程,讲完善手续,讲控制风险,还讲产品营销和文明优质服务等等;客户经理西装革履的,忙得几乎没时间下乡了,跟客户交往也要遵守廉洁纪律,不能随意“吃请”,或至少不敢明目张胆地“吃请”了。 社会在发展,技术在进步,曾经的一些东西,在历史的长河中慢慢流逝、消失了。回头想想,社会发展和技术进步,也并不必然要以这些东西的消失作为代价,不免令人唏嘘。 |